星期三, 十二月 24, 2008

教育改变人生

对于“教育改变人生”这一点,可能很少有人能像我感受得这么深切的。我出生在一个教育落后的东部农村(不过我觉得应该会比中西部的要好),跟我一起上小学的,从一年级到五年级,同辈中辍学的大概就有十来个。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,他们肯切地知道受教育的重要性,也很多次劝说那些家长们,不要让孩子辍学,但这不仅仅是认识上的,而且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这个国家虽然号称九年义务教育,但是实际上直到前几年才完全废除了小学的学杂费。小学念到高年级之后,每学期学费300多元,一年即600多元,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,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。更何况那时2个或者3个孩子的,牺牲其中的某个是不可避免的。

而在非物质层面上的影响同样重要,就我周围的亲戚们来说,整个村子里,文盲率大概要在60%以上,基本上女性都是文盲,而男性也有相当的文盲率。而且,基本上父母都是文盲的,子女很少有超过初中的文化的,甚至好多都仅仅是小学文化。而且即使上了初中,成绩也都很差。能上高中的连一半都不到,至于上大学的,我们数千人的村子,我们这辈的也不过就几个人而已。至于来南大这样的学校的,好多年来我们乡我是第一个。为什么后代的教育水平跟父母的教育也有关?

我想大概原因有两个:

1),父母是文盲的,几乎不能给子女们提供什么好的学习条件。跟我同辈的表兄们,几乎一到家,就被父母们差遣去干各种各样的活。而且很少关心孩子完成什么家庭作业的。

2),父母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。在他们看来,能认识几个字,会四则运算就行了。而且总是有着这样的念头:读书有什么什么用?可能这点才是最关键的。

他们不可能认识到教育对下一代的作用。我的同辈兄弟们,他们可能只有在外出打工时,才会认识到学历的不足。在他们看来上大学,或者是受高等教育,仅仅是一个为了赚更多钱的途径。实际上,教育不仅仅是用来挣钱的手段,也不仅仅是用来改变社会地位的手段,教育本身同时也在改变一个人。一个文盲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他们考虑的东西是绝对不一样的。

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被破除了之后,进而来的问题则是:读书有什么用?对我的一些父辈们来说,识字的动机非常简单,那就是为了认识工分本。城乡二元制断绝了阶层流动,使得读书对于农民来说毫无用处。更何况,不是要打到臭老九么?那些知识分子们不也是来受贫下中农教育么?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么?村子里还有好几个怀念毛时代的遗老,他们怀念毛时代的农民的崇高地位。不幸的是,毛时代的方法,不是提高农民的地位,而是把知识分子降到比农民更低的地位。

在恢复了高考之后,读书有了一个很实用的目的。进大学是唯一能够改变身份的道路,即从农村户口一跃而成为城市户口。但是这条路太狭窄了,况且初中读完之后,要去读几乎无用的三年高中,而不能去读更有实际意义的师范或中专。

前几年中国终于”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农业税“,我的很多亲戚们都欢欣鼓舞,认为国家待农民们真是不薄。其实他们不明白的是,这个国家从农民身上拿走得太多了,根本不是这点点的简单补贴所能回报的。不仅仅是看得见的,还包括看不见的。更何况这也根本算不上回报,仅仅是为了稳固农业安全的简单经济措施。

中国科举制度,自隋唐至清末,有千余年的历史。科举制度从理论上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才流动之门。在宋朝的时候,中国的文官制度就已经达到了非常发达的底部,从理论上,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,也有可能达到最顶层的。但也只是理论如此,摘抄一段黄仁宇的话:

“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,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。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,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。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,自奉俭约,积铢累寸,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,然后获得别人的耕地的抵押权,由此逐步上升为地主。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。经济条件初步具备,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。这其中,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,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。所以表面看来,考场内的笔墨,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,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。”

“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,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,实则父祖的 节衣缩食,寡母的自我牺牲,贤妻的茹苦含辛,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。无数的祭文和墓碑,可为例证。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,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,文句悱恻动人,情节也真实可信。”

黄仁宇还没有说的另一点则是:认识到获得社会声望的必要性。对于整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,是不可能有什么名扬显达的需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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